“夹心层”住房问题能否解决

　　《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增加中低价位、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供应，增加中小套型住房用地”。在这一说法的背后，是否表明住房保障体系的覆盖面将超越廉租房，同时解决“夹心层”的住房问题？收入高于廉租房门槛、而又低于能够购买商品房要求的大量社会“夹心层”们的住房问题，究竟应该怎么来解决？

　　正方

　　易宪容：住房保障体系是一个全覆盖的体系，政府重点保证廉租房，但不是说住房保障体系只是廉租房。廉租房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住房保障体系是让所有居民都有房住，居者有其屋，“夹心层”自然也包括在内。《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房地产的内容，基本上肯定了中国房地产市场就是让人民安居乐业的市场。

　　郁鸿胜：大力建设住房保障体系，也可以对“夹心层”的住房问题起到解决作用。当然，国家推行住房保障体系的重点在于保障中低收入家庭，但这种保障是具有延伸效应的，是一个逐步影响其他收入阶层住房问题的作用过程。从长远看，政府先集中力量解决中低收入阶层的住房问题，然后逐步向上扩散至“夹心层”，再继续延伸至“夹心层”以上的中等收入者，以及其他有住房问题的阶层。总而言之，住房保障体系是一个系统，应该对各类人群都发挥作用。

　　反方

　　尹伯成：“夹心层”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政府主要通过加大经济适用房建设来解决“夹心层”的住房问题。中小户型的普通商品房也是针对“夹心层”中收入较高的部分以及广大中等收入者而建设的。但问题关键在于，各地方政府能否真正落实中央各项政策，单是停留在报告上是无济于事的。虽然落实政策也要逐步实现，但地方政府有没有落实政策的决心和财力都是问题。这就要看地方政府能不能把构建和谐社会落实在行动上。提高“夹心层”的收入，国家也应该在信贷上、税收上加以支持，这样才能有计划有步骤地来解决问题。

　　陈晟：“夹心层”的住房问题能解决到什么地步，还需要进一步观察。政府政策主要通过财政、税收等手段起一个引导作用，表明其在低收入家庭的保障方面不可缺位。解决中等收入者的住房问题，除了政府作为之外，也要求企业参与进来，不能全由政府负责。

　　谁来主导，政府还是市场

　　毫无疑问，建立健全整个中国的住房保障体系，将是一个耗资巨大且涉及面广泛而长期的工程。在这其中，政府、开发商究竟应该各自扮演怎样的角色？住房保障体系对于政府而言，将是一笔庞大的财政支出。开发商是否需要在完善这一体系的过程中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两者的关系又该是怎样的？

　　正方

　　尹伯成：政府有没有足够财力推进住房保障体系建设，主要看两点：一是政府的决心，肯投入多少；二是政府的财政收入，拿得出多少。我国政府的财政收入一直在增长，但各地经济实力不同，今年中央拨出的68亿元资金，主要用于补贴中西部的住房保障体系建设，对于全国来说是杯水车薪，这就要求地方政府要承担起落实政策的主要责任。《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住房保障体系的论述，表达了中央对解决人民住房困难的重视，因此，地方政府也应该重视起来。在建立住房保障体系的过程中，也要利用开发商的力量。尽管由于开发商的逐利本性，要求他们自觉开发经济适用房并不现实，但政府可以通过精神鼓励和财政引导相结合的方式，提升开发商的社会责任感，也让他们觉得参与建设住房保障体系不会吃亏。

　　反方

　　易宪容：所有的住房问题归根到底要通过市场手段解决，政府补贴只是一个方面。中国土地的国有化意味着中国的土地资源就得用来为广大民众谋利益，就得用国有土地来解决全体人民的基本居住条件问题，就得通过房地产市场来改善全体人民的住房福利条件。如果房地产市场的行为与这些宗旨有悖，就得改变这些行为。房地产市场不能成为少数人短期暴富的工具。房地产市场应当增加最广大民众住房条件的福利性。

　　郁鸿胜：前面已经讲过，住房保障体系的这种保障作用，主要是一个延伸效应。具体还要因人而异、因地而异。各地区老百姓的人群结构不一致，比如上海既有极高收入人群，也有收入极低的家庭，中国的住房问题相当复杂。即使是现在上海在解决住房问题上已表现出来的某些支撑力，也是经过近二三十年的努力，才逐步发生的。建立住房保障体系不是瞬间能够解决的，而是渐推渐进的过程。

　　陈晟：相信随着政府财政收入快速增长，政府也会积极筹措资金投入住房保障体系的建设。但住房问题还是要坚持市场化的解决方法。政府的保障总归是有限的，是针对那些无家可归、实在能力不足的低收入者的最基本保障。68亿元的资金不足以解决问题。这就需要更多融资，更多金融产品的创新，更多金融机构的参与，在原有的按揭制度基础上，我们也可以借鉴国外的“反按揭”等措施，让获利的人群更广泛。在我国，房地产产品的金融化尝试还不够，未来应该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尽管开发商已经习惯高利润，但高利润往往也意味着高风险，不是所有开发商都有操作高档房这种高风险项目的能力。政府通过土地供应结构等手段，可以吸引风险承受能力较弱的小开发商介入廉租房建设。那些效益好的企业、国有企业应在国家政策引导下，本着企业公民的社会责任感，主动选择参与。而中小企业也应该意识到，赚钱少、风险低是目前这种形势下的另一种生存之道。